如未能达成协议，应记明未达成协议之理由，于申请时送交中央主管机关。
[36]而后者则是一种行政法上对物的支配权，也就是一种公法上的支配权，其持续对私法上的财产权产生负担，因此是一种有限的物权。[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55～525页。
[35]H.J.Wolff,O.Bacho f,Verwaltungsrecht,Bd.I,9.Aufl.,1974,§57 I a 2. [36]O.Mayer,a.a.O.,S.49ff. [37]Papier,a.a.O.,S.6ff. [38]E.Forsthoff,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Bd.I,10.Aufl.,München 1973,S.379. [39]F.Fleiner,Institutionen des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8.Aufl.,1928,S.326. [40]Papier,a.a.O.,S.9ff. [41]Papier,ebd.,S.8. [42]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4版，第1009页。因为国家所有长期服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从而长期处于国家单方面的控制之下，经营价值要让位于国家任务，其经营长期缺乏市场竞争导致效率低下，并且计划经济理念下的分配体制无法有效激活生产动力，因此在国家所有方面造成了严重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从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可得以更为清晰的洞察。对于特殊用物(Sondergebrauch)，则原则上需要许可，只有例外情况下方能无需许可而加以使用，比如水资源的利用原则上需要同意(Erlaubnis)与批准(Billigung)，但在水法特别规定的公共使用情形中、所有权人使用的情况和沿岸居民使用的情况则无须特殊许可。[50]当然也有一些法律规定得较为详细，比如《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还有学者通过其他方式论证宪法国家所有权的成立，并因此而保障公民附着于国家所有之物的利益。
[3]柳经纬：《我家住在小河边》，载《法学家茶座》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尽管从公法人的基本权利主体[7]角度无法直接排除国家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可能性，但如果从财产权的传统防御权属性与其社会功能的变迁角度来看，[8]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将国家所有与《宪法》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充满了悖论。法律的责任通常为其他责任所取代。
采取严厉的内部纪律，对于维护党的政策、 限制权力滥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双规 是中国共产党履行其党章规定之义务的必须，并且最终也会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刘志刚采用的利益分析进路指出，维护党的领导力的重要性远高于表面 上去保护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中纪委负责接收投诉、立案、组织调查和作 出处罚决定，其功能类似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结合。
对于外国媒体的这些报道，中国共产党除了 承认双规的使用外，不对其作任何实质性的评论或回应。如果双规真的存在于法律之外， 那么它的正当性与实施路径便会受到人大系统构 建的法律体系的质疑。
中国 共产党是在《宪法》第1条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 政原则下，表达人民意志的制度化形式。初步核实工作一般以受理举报开 始。【按语】如何认识双规 ？怎样看待双规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关系？以 及如何检视双规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相关有争议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 双规也暴露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已经腐化了其根 基，进而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
所以， 双规不仅针对党内违纪行为，也针对党员基于 其行政职务而实施的违法行为。在中国，人民主权的分配是不同的，行政性的权力由政府行政体系享有，而 政治性的权力由中国共产党享有。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否认宪法 规定了所有权力组织的观点，而是认为宪法仅仅规范了国家的行政权力，并为来源于人民的行政 权力之外的权力提供了可能。这一宪政体系的建设需要将理论与中国实情结合起来， 并且需要避免僵化思想、不走老路。
萨皮奥援引中国学者为双规进行辩 护的观点，并总结道，双规的必要性在于，在 一些特殊情形中，被调查的官员通过自身权力阻挠调查，进而为反腐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此，双规调查应 当避免国家机关和纪委的同时调查。
这些批评不应该被忽略。双规制度作为宪法之 外的必要制度，与中国共产党自身超越宪法的宪 政地位相似，宪法对政府的行政责任及其与全体中国公民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定。
第四，也可以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受处分党 员的职务，这经常适用于撤销被处分人在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中的职务。这些党的基本路线，连同已确立 起的内含于执政目标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了 推动双规制度不断合法化的框架。要走出语言模糊性这个怪圈，就必须抛 开外国的意识形态偏见，采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路来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宪政秩序。中国宪法并不涵盖 主权的全部内容，它仅仅涉及行政性权力。第三种认为双规最终会被司法行政系统所取 代。前面我们提到，尽管中国共产党不享有宪法上的地位，但是它确实 独立于国家政权及其机构。
宪法将人民的权力全部组织起来并分配给不同的 国家机器，政府系统中的分权也就成为美国宪政 正当性的核心命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遵守写入宪法的原则，这些原则正是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 成果，但是执政党无需僵化地遵循宪法的文字， 宪法原本就归属国家行政系统范畴而非政治系统 范畴。
第二，有权使用双规的机关只 能是县级以上（含县级）的纪委部门。在党的路线方针下，双规系统运作的核心在于继续推动法治的科学发 展。
无论是国家机关遵守宪法法律还是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政原则，人民的意志都要通过人 民民主专政制度以宪法和宪政原则的形式表达出 来。在这一期间，司法 机关应配合纪检部门工作，提供任何有关证据以 便调查的进行。
当大多数文章承认双规的有效性并避免讨论 其合宪问题时，另有一批学者直接提出了双规的合宪性问题。这一论证的复杂性使得应对不透明性的指责更为困难，甚至使整个的论证难度加 大了。第三，进一步改善党政机关之间的合作协调 机制。宪法文本的语言的确可以引出多样性的解释，尤其是当解释者 拥有丰富的基础性材料，并按照先定的意识形态 进路来分析时。
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综上，真正的宪法就是党的路线。
这与西方宪政 理论上的分权理论有关，他们认为即便在一个国家机关内部，也要对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进行划 分。对于宪法，邓小平关注的是国家行政职能、政府构建以及人民在这些机构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参与 被理解为通过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来实现。
中国宪政体制下的双规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权力部门制定和实施双规并非 来自宪法框架下国家机关的权力，所以许多人对此产生了非议，认为双规制度既非全国人大批准 的行为，也不符合宪法之下规制犯罪和调查的法 律规定。在这篇讲话中，邓小 平提到了 1980年前党和国家的四个根本问题： (1)权力过分集中，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12(这是宪法必须以 法律形式确定的政治制度。在省一级，只有当纪检机关掌握了确实充分 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时才会使用双规。一 旦初步核实完成，纪检机关应当决定是否立案。中国共产党保持其所赖以建立的原 则并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对之进行科学发展，由此 才确保了领导地位。
这种进 路秉承一致性思路，萌发于中国政治秩序的现存结构的民主理想之中，它包含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对宪法序言的解释，这一部分也是历次修宪中 变动最大的部分。这种遵循不是源于宪 法的要求，而是与国家政治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权 威的要求。
双规是中国共产党的 内部纪律，两指则由《行政监察法》授权并 经全国人大审查通过，监察部负责执行该项规则 和《行政监察法》。多数人承认双规的有效性， 不去谈论合宪性问题，提倡一种类似于西方默示正当性的观念。
双规制度 双规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理论及官方表达进行提炼。这一点从邓小平于1979年在党的理论务虚 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中体现得更为明显。